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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详细剧情
中国西北某个小山村里，村妇秋菊（巩俐 饰）的丈夫万庆来（刘佩琦 饰）在与村长争执时被对方踢伤下体无法再干农活，只能整日躺在床上，对此村长没表一态。秋菊气不过，找村长理论不得对方理会，为讨一口气，她一纸诉状将村长告到了乡政府。乡政府李公安耐心调解一番后，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 失，却是把钞票直接扔在地上拒不道歉。
村长的举动虽蛮横无理，众人还是觉得事情可以就此划上句号，唯独秋菊被激怒，立誓要讨个说法，于是她挺着个大肚子和妹妹来到县城，开始了漫漫告状路。
长篇影评
1 ) 20年后再看此片感到如此地亲切
92年的西北，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发芽，片子里如实地记录了这一特殊时代的众生之相，大多数人老实、淳朴、忠厚，例如秋菊的公公、帮忙的村民、看车的老妇人、旅店老板、严局长、李公安、也包括那个脾气很倔的村长，当然也不乏一些奸猾之徒（比如那个人力三轮车夫），但尔虞我诈黑心贪婪当时还不那么普及。片子里的村长确实是当时农村里的典型形象：家长式作风、好面子、脾气倔强但心肠不坏。看到很多人拿什么“民主”说事，其实我所知道的是，当时中国西北的广大农村大部分村长都是这个样子，其实他就是2000年封建传统熏陶下来的族长角色，一村之长面对的是与自己生活生长在同一块土地并血脉相连的村民，他扮演着封建大家长和政府的代理人双重角色。这种角色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持续下去。所以他不会对秋菊见死不救，他也不会轻易地向秋菊认错，这是他的角色和角色所承载的性格决定的。贴近生活，所以真实。村长对于他打人的最终处理想法是自己出钱，但面子上不能丢，“事情这就过去了”是他（甚至还有秋菊丈夫）的最终理想。但秋菊是个特例，她不像很多农村妇女那样逆来顺受，而且勇敢地选择了抗争，她倔强的性格和村长在片子里交相呼应（如李公安所说：我今天是遇上犟人了）。秋菊在家里其实扮演着能干的女主人的角色，片中可以看出是她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和支出，买辣子打官司什么的都是她拿主意。秋菊去城里一趟给全家人都买了新衣服，这些点点滴滴可以看出这个孝顺能干的儿媳妇在多么用心地打理这个家，她深爱着这个家。庆来的妹子如实地扮演着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姑子角色，秋菊怀孕不方便，哥哥起不了床，很多粗活重活都是这个小姑子在做（比如拉车），而秋菊也很爱这个妹子，在宝鸡市找不到她时急得大哭。一个冬天都是小姑子陪着大肚子的嫂子来往奔波，这样好的姑嫂关系确实令人羡慕。庆来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汉，很多主意都是靠秋菊拿的，他是很在意很爱她的妻子的，虽然后来在秋菊出发前生气（还说“去了就不要回来”），但是最终还是在寒冬腊月大半夜生起一把火在路边满面笑容地守候，夫妻两人就跟没有事一样欢笑谈论，可见两人其实根本就没有隔阂根本不把一些小争吵当回事（如果换做现在一些城市里的夫妻，根本不可想象）。秋菊难产打出血，村长照例先挖苦了几句（充分地显示了自己要面子的特点），但是依然在雪夜从王村找回人把秋菊送到医院，事后还说明自己送秋菊来跟她打官司无关，让她继续告。这种嘴硬心肠好的人确实是很典型的西北农村汉子。还有一些令人温馨的点点滴滴，比如村长家那一群可爱的女儿们，秋菊每次来来去去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姨，来了奥。。。姨，走了奥。。” 村长家的人都很和善，“快上炕，暖和，小心感冒了，“给你也舀一碗面”。。。好像秋菊和村长的龃龉根本就和他们无关一样。有人可能会纳闷，其实这正是真实记录了西北农村的人的淳朴，村长家人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特殊，在他们看来他们和秋菊一样都是这个村的村民，都是亲朋好友，城市里当官的家里人那种“官气”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孩子出满月，全村子的人都来祝贺喝满月酒、大红棉袄、长面、馍圈等无不展现了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充满了生命力，没有那种都市的无病呻吟和颓废，这才是中国人的真实，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淳朴、忠厚、向上、充满生命力。
这部片子在我看来其实是一部真实的记录片，如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一角，原生态的张力会令很多矫揉造作黯然失色。这才是这部电影的美之所在，如此地令人亲切。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无论自己多少次多么冠冕堂皇的置身于西方的古老的教堂、炫目的华尔街还是幽禁的常春藤校园，我的身体里流淌着的还是故乡的血，我的耳边还在回想着亲切的乡音，我的根在仍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原。。。
2 ) 旅店老板
只记得这位老先生
为什么没有影评提到？
真是一个睿智的老人，
分析为什么秋菊会赢。
那段话，让我拍案：
但是电影要表现出来的东西，要积极向上的，法律是法律，是不会被人所左右的，无论是当朝天子居庙堂之高，还是黎民百姓处江湖之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段话，我却看得震惊了，分析的颇有深意。
3 ) 因简单而有力
这部电影很“中国”，环境充满了乡土味，人情世故也充满了乡土味，凡事不要较真，凑凑和和，就能过上顺心日子，而非要认死理，就会弄得大家都不好过。李安的《喜宴》也有一个很中国的内核，但毕竟没有这么浓的乡土味，而且戏剧冲突很强，不似本片这么内敛，也就显出李导与张导比，毕竟跟真正的中国文化隔了一层。
最后，我觉得从秋菊生下了儿子到村长被抓走之间，苍白了一些，大概是前面积聚起来的张力其实在村长吆喝乡亲们抬着秋菊上医院那里就耗尽了吧。
4 ) #PYIFF#贾樟柯对话张艺谋“大师班”《秋菊打官司》部分
贾樟柯：拍完《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过了一两年，张导就拍了又一个截然不同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是非常强调造型，强调绘画性，《秋菊打官司》大家都看过，它可以说是一个最早用纪实的方法来生动展现现实生活的电影，故事也从过去的旧中国时代到了当下的中国。这个跳跃对于九十年代的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耳目一新，因为那个时候纪录美学还没有在中国有广泛的实验，过去纪录片可能也只是有一些新闻片里面使用，但作为故事片借用了纪录片的这种氛围、拍摄方法，可以说《秋菊打官司》是开风气之先，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想请张导说一下这个决策，当时是什么契机让你在美学上有这么大的改变？
张艺谋：秋菊这个故事是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我们当时请的是刘恒做编剧。当时也没多想，就是想故事，刘恒是一个现实主义功底非常深厚的作家，就开始给我们改编，写了好几个月，方向是有一点像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也有一些幽默，写得其实很好。但我自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格，我就觉得这个不就是当年很多大同小异的作品吗，电影没特点，没有一个创新，就一直在想。
有一天我印象很深，我们几个主创坐下来，都已经开始筹备马上要开拍了，突然聊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完全像纪录片，大家就开始很兴奋，我记得刘恒也在。我马上就给投资我们的香港的马先生打电话，商量可不可以。他很支持我们，说马上换这个。大家根据自己以往看到的纪录片，开始迸出各种想法。当时摄影、美术这几个人都很兴奋，突然好像抓住了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整个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在这又蹦又跳的。要吃饭了，刘恒从床上坐起来，“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很对不起他，确实完全就是另一种东西。后来果然没用刘恒的剧本，从此也没剧本了，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每天就去偷拍。
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队要早得多。各种藏，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上去转11分钟，所以它是可以长时间偷拍的。把两组摄影藏起来，在中国城乡结合部，在宝鸡农村，方方面面，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我可能在亭子那搁一个纸箱子，大一点，把两个人藏进去，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今天咱要开会，我要偷拍，我差不多半夜四点五点藏进去，开两个孔，那孔拿黑布挡着，然后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演员是八九点来了，穿上农村的衣服，反正是也认不出来，副导演带着一直在附件晃悠。差不多了，说可以了，副导演先走一遍位置，假装找人，然后让演员一看，走这啊，演员就过来了，就那样一直偷拍，很过瘾。但是完全掌握不了各种情况。怎么录音呢，弄个小麦克，当时城乡结合部就是有很多违建，都是把麦克风提前半夜挂在那。
除了这些在外边环境的偷拍之外，那在村里怎么办呢，老乡根本没见过这帮人。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以为她怀孕了，就天天在村里转。这也不行，你还是要拍呀，在村里就得带点组织了，我就让我们的两个摄影拿两个摄影机，天天在村里转，空拍，没有胶片，对着所有人瞄，天天瞄，跟上班似的，每天八个小时，猪羊、老人孩子，天天转，熟悉。我印象中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两个摄影师回来报告，我说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他们说现在没人看镜头，没人理，说连狗都不理了。
那时候我们是拿对讲机，偷拍的时候，如果两个摄影师钻在两个箱子里，他要钻一天的。我就只能在外头汽车上用对讲机，我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演员走位置，要拍几十遍，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拍成了吗，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就是这样子。
然后冲洗回来看样片，我们租了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你知道剧组看样片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全剧组都来，真的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剧组后来看样片特别逗，剧组人全都走了，没一个人看了，就是摄影师放，我看，就我们俩人看一夜。为什么呢？16毫米的放映机，一本11分钟，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各种不知道拍什么。剧组所有的人全是电影的专业人员，一开始看睡着了，后来连睡觉都不睡了，都回去了。我跟摄影就一晚上一晚上地看海量的素材。所以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不敢明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说这是什么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所以那时候是很胆大的。
今天看《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当然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纪录这样的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的。当然那时候中国还在发展中，不像今天有严格的法治，今天你要这么大规模在街上偷拍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影是一个商品，你拍进去、发行，那就侵犯人家肖像权。当年我们也被人告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告了，我们给她一个近景，大概两三秒钟，她说对她心理造成很大伤害。为什么？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她不知道怎么出去了，吃棉花糖，被拍到电影里面。这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现在这样的拍摄不允许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了。
5 ) 乡土人情与法律体系的冲突与尴尬
在中国社会里，有两套体系共同支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套是乡土人情，一套是法律体系。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长老，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秋菊，她想通过她所不理解的法律程序来完善一个她所质疑的乡土秩序。然而，法律所能够给她的，只是被扔在地上的一沓钱，而不是她所希望得到的说法。正如在法律里面你也找不到所谓的面子，而乡土秩序中，这却是十分看重的东西。
秋菊家要建一个辣子楼，村长不让，因为上头文件在这里，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但是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就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
秋菊提起上诉，按照法律程序被告人即是“审判不公正”的严局长，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而秋菊却在开庭前闹脾气不愿意上去认为自己要告的是村长而不是很好人的严局长，这又是典型的乡土秩序了。
然而，这些冲突充其量只能是制造了尴尬的笑点。而在故事的结尾，情节发展到了尴尬的高潮，村长不计前嫌在大雪纷飞的大半夜抬难产的秋菊去生孩子。 秋菊感谢村长，要村长来喝满月酒，可是在喜乐的热闹气氛中，村长却被抓走了，因为按法律程序，村长构成了犯罪，要坐牢。
故事的结尾在望着扬长而去的警车的秋菊尴尬的表情下定格。
故事的现实意义我认为正在于此。秋菊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女子，上过中学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自治的思想，与其说讨说法的过程是因为其对地区自治的质疑和痛恨其实不如说是一个平凡女人骨头里与生俱来的倔强。她不断上访的原因也许正是她不断重复的“他是村长，踢了人就算了，再怎么也不能往要命的地方上踢”。而从这句话中我认为很有意思。
他是村长，踢了人就算了。
恐怕这背后的意思便是秋菊本身对于现有的乡村秩序的认可，她所追求的也许并不是第一等的平等。那她要的是什么呢？村长回来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能够义正严词的说“人情社会，如何普法”。只是我的疑惑和秋菊的一样。法律最终给出的说法决绝的伤害了人情。
片尾秋菊尴尬的表情也许是电影的结局，但并不是中国农村不合理乡村秩序的终结。
6 ) 官家特别照顾的秋菊
在看大部分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般很容易的获得一个善恶标准，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不过，电影里的标准和现实的标准常常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电影里的秋菊，从戏里的村民来看，或者把她真的放到某个村子里去，我们做她的邻居，她恐怕就要是个惹人嫌的人物了。说法说法，自己的男人都已经好了，她还是挺着大肚，抹开交情，拿出辣子，一次一次的告上去。不要说乡亲指点，连挨踢的丈夫都嫌她多事。好在有电影，使我们作为局外人，知道秋菊不是个事儿妈；知道她不似普通人的软弱，得到丁点好处就得意洋洋的向权威妥协；知道“执着”两个字可以是刺激1995里的惊涛骇浪，也可以平凡如秋菊打官司。
打个不恰当但挺形象的比方是，秋菊打官司很像一根绳上穿着许多只蚂蚱。秋菊是绳子，村里乡里的生态是蚂蚱们。绳子固然很重要，蚂蚱们也不能缺席。电影里频率恨高的全景中景镜头，对于呈现乡民的生活、行为、举止再方便不过了。虽然选的季节是雪地寒冬，但从村民家里、市集、旅店冒着汩汩的生活的热乎气儿。在一个敞开的空间里（从村到市）秋菊虽然倔强，但也有卑微和胆怯。长镜头跟随着她的卑微与胆怯，看到许多负面:写状子骗钱的老头，讹钱的三轮车夫，也有正面：李公安、看自行车的，旅店老板，公安局长，也算是世间百态吧。
可惜的是，这个电影里，解决秋菊矛盾的方式太过于官僚了。秋菊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在张艺谋的这部电影里是看不到了——政府们没有一个是坏人。这种自觉的恭维真让人难受。写到最后，突然觉得如果张艺谋真的决意不恭维权力呈现真实，那电影恐怕就不会是这样的轻松觉得有意思了，很可能全景中景长镜头里看到的就只有是像小武里那样的真实与凄凉了。
事实无数次证明，认认真真地拍一个朴素故事，故事本身的张力反而能承载巨大的解析空间。野心勃勃地架构一个体系，倒很容易崩溃，至少很容易让观众崩溃。90年代电影那种从乡土和生活中抽丝剥茧的精神气质，后来慢慢就丢掉了。
这部片子最有意思的是它在不同时间点上的观感和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间：在影片刚开始时，我们就看到秋菊火急火燎的进城给她丈夫看病，随后又挺着个大肚子到处“求说法”，期间丈夫、村长等事件中人物并没有什么镜头和台词，巩俐扮演的秋菊是绝对的主角——“女性觉醒”是这一部分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随后秋菊不顾丈夫劝阻、坚持“求说法”的样子像极了《有话好好说》里的赵小帅——轴、一根筋、钻牛角尖，这一段也是整部电影中最具老谋子个人特色的，在整体气质中十分突出。本以为会一直轴到底，结果片尾又聊起了人情与法律的界限，但并没有深入讨论，整部电影更像是一次普法宣传（也算是主旋律的宣扬），在当时来看十分应景，现在却显得过时而不切实际。
如果说范冰冰是在演李雪莲的话，那么巩俐就是秋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影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而展开，着重刻画了她不断的奔波的过程，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简单直接的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
张艺谋最耐人寻味的作品，不管主线情节合理与否，秋菊追寻“说法”所为何苦（作者故意省去事端的起因/借由他人之口切入秋菊的坚持，可见情节不过是一个切入点）在这之外，借由秋菊漫不经心的视线，张敏感的捕捉到过渡年代愈加分离的城县乡百态，向纪实风格的转型期能有如此杰作，于艺术于社会，其重大意义皆让我叹服再说回秋菊来来回回的旅程，她和村长的犟大概是为我们所不解的。实际上，犟是改革开放中被抛弃者的一种心态的表现，他们长久以来固守着朴素幼稚却稳固成型的价值观，秋菊在这种无意识的坚持中，她要的说法（小人物的尊严）与通行的金钱（实用、功利）对立了起来，甚至对法律、机关、律师这些“新鲜事物”下了定义——个人价值（说法）和通用价值（金钱）的交易场所。如此，真实又立体的人物及其追求、原则，有笑有泪，既极好看又耐琢磨
男人被踢了下体，女人去讨个说法。秋菊要的说法，不轻不重，是地上捡起的纸币，是亲自买来的糕点。有些事情只需要花点钱，车夫可以把你送到旅馆，秀才可以代你写张诉状，律师可以替你伸张正义。有些事花钱却办不成，没法把女娃换成男，没法堵住村民的嘴，没法真正出口气。官司不能重判，破镜没法重圆。
我自认为是巩俐最成功的电影
《潘金莲》只放眼到信访无效，但无效本身都存在强行加工性，而《秋菊》就讲到了法理和情理的相互架空，有效了也不一定管用。这是文化相对于制度的滞后性，得失皆有而无从估量遂难以定论，于是思考会一直继续。这可能就是制造伪现实主义的泄愤快感与创作真正丰满的佳作的区别所在吧。结尾真是恰到好处。
这是熟悉的、普遍的、现实的中国。秋菊肚子里的孩子长到现在得有20岁了，而今安在哉？是在大学读书呢？还是在深圳打工呢？还是继续在家里种辣子？
巩俐的口音！太赞了~~~
巩俐演土炮真的没的说。
造型真是土炸了，红配绿好扎眼啊，一场蛋疼引发的血案，一根筋的农村妇女神马的，灰常中国特色，算是法制宣传片。现在这种事情估计根本没人理了。-_-张艺谋也曾经是文艺中年啊，现在是二逼中年了。。。
秋菊的思维真让人难以理解，这个故事也很不能反映现实——现实哪里有那么和蔼善良的一层层领导？谁愿意理你这破事儿啊。这个片子的卖点和重点不就是为了能反映现实么？所以有点失败，我觉得。
这个农村妇女并没什么崇高目的，她只是要一个“说法”。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挑战中国千百年父权社会形成的家长威权。最后她成功了，可是恩怨已经掉转，法律“说法”反而比情理更让她难以接受。真实得渗人的乡土中国，结局简洁有力。巩俐彻底让人折服啊，那简直不能叫表演了！
那时的张艺谋，还能够这么的深刻。那时的巩俐，演土包真不是盖的。8.4
巩俐还是适合农村大妈的扮相，老谋子则适合矿工. 这村中人的生活，是叫一个凄惨，人权什么的，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现在的国师张已经不是那个张艺谋了
这部电影我都不知道如何归类，妈妈说不是很好看，但是这部电影在当年应该具备了一定普法价值...
巩俐真是土到掉渣，章子怡都没能完全做到。
张艺谋首获威尼斯金狮奖之作(巩俐加冕影后)。当代题材与写实主义风格同此前高度风格化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相径庭。核心可归结为人情与法理的不可得兼，实质也是东西方文化间的鸿沟（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表演质朴自然，生活化细节真实。人群固定长镜开篇，结尾似[四百击]。（8.5/10）